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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Y“神父”的送子生意:游走在灰色地带 自称道德工程

发布日期:2018-08-17 09:56 来源:搜狐网 作者:苏苏

神父一身西方绅士行头,腆着啤酒肚端坐会客室正中的实木雕花罗汉床上。川蜀一带求他代Y的客人多在这里会面。屋内别有洞天,隐匿在成都高新区一家科技公司之中——这是神父众多资产的一处。

“我的手表、相机、包包、皮带、衣服,都是客户送的”,神父伸出左手,镶钻欧米伽机械表闪着金光,他指指腰间,“我说这个皮带要多少钱?皮带嘛几十块一百块就可以了,他说这个3000多”。

说着他起身去取公文包,从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黑色长皮夹。“你看我这个钱包,是北京的一个失独家庭从法国带的,五六千块,我说我对包要求不高,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,好像是叫巴什么……”

神父本名梁波,1960年代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农家。2005年,年近不惑的梁波已是小有所成的生意人。他合伙开诊所,在那里遇见了为求子奔波8年的重庆某地产商。 梁波四处打听,第一次得知可以用试管婴儿让他人帮助“代Y”。他前后去泰国曼谷两回。9个月后,地产商抱上了儿子。

孩子满月酒那天,地产商在重庆的大酒店摆了100桌,流水宴。他请人用宝马车接来梁波。在众亲友面前,地产商夫妻从梁波手中抱过孩子,送去锦旗,上书“感谢”。随后,夫妻抱着孩子扑通跪下,双手递上10万元现金。

梁波至今仍记得那一捆钱——封条都没撕,每一打上面手写一个“感谢”,再拿红纸扎起来,“2005年10万块是什么概念?”他说。

彼时,代Y的需求和生意仍在暗处。作为代Y依托技术,试管婴儿还未被广泛接受。据官方统计,1988年至2004年,大陆有一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。还要再过十年,每一年出生的试管婴儿才会超过10万。

当时,唯一敢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的代Y商人,是一个叫吕进峰的江苏人。媒体多以“揭露”“批判”为主题采访他,在凤凰卫视的《一虎一席谈》上,医生、学者、妈妈质疑他是虚伪的商人,打着爱心的幌子物化女性、生产婴儿。原卫生部也禁止国内医疗机构操作代Y。

同在重庆生活的李文妹,当时29岁,生完了第一个孩子。“单子化”的计划生育仍是主旋律,她做了节育手术,在手上血管里埋避孕药,也埋下了此后多年奔波求子的种子。

十余年过去,不孕者、失独者、求二胎者、同性恋等群体的代Y需求逐日上升。代Y行业虽处法律灰色地带,却蓬勃生长,从业者遍及各大城市。

梁波的代Y公司从最初的两三人逐步发展至一二百人。办事处遍及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广州、深圳。梁波称,他的公司一年产子近千例。

代Y行业与中国人生育的需求变迁暗合。2017年,放开二胎两年后,《人民日报》首次刊文讨论“代Y能否合法化”。2018年,即将放开三胎,乃至完全放开生育的消息迭出,吉林省更是率先推出“鼓励生育”政策。

中国处在一个最渴望孩子的时代。“送子”成为一门生意。而由生育牵扯出的利益、危险、计算、伦理,都在孩子这个特殊的载体上被放大,却少有人关注。生意人梁波周旋在这片欲望的灰色丛林中,迷雾遮住了生育的风险与残酷。

他开始被客户称为“神父”。

(“代Y神父”梁波。受访者供图)

信众

神父的公司官网上曾滚动着一行红色小字,“与代Y神父梁波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最大保障”。

身为董事长,梁波仍保持着亲自签约的惯例。有人点名见他,“见不到神父我不给钱”。

代Y行业最紧缺的是信任。由于代Y合同不受法律保护,客户能够信赖的,唯有神父梁波本人。

数年后,36岁的李文妹再婚,但已不育。她花了几年时间做了四次手术,在40岁的秋天被医生宣判“死刑”——她不可能怀孕了。这天下午她拨通了神父的电话。“去赌一把”。第二天,她和丈夫坐高铁到武汉见了梁波。

李文妹和梁波已在手机上认识了近两年。李文妹喊他“梁大哥”,逢年过节都会收到他的问候。在武汉初次见面,这个个头不高的四川大哥让她觉得“慈祥、实在,是个很善良的人”。

她想起两年前第一次给梁大哥打电话,他最后说,“你尽量自己怀,有什么困难,到最后一刻再来找我”,李文妹很感动。因此后来梁大哥在电话里说“绝对地放心,绝对地安全”,她第二天就去了武汉。

夫妻俩走进梁波的会客室,儿子梁涛刚出道,在一旁学习。梁涛回忆,父亲见客户时像是老朋友聊天,有时也像长辈,解答风险问题、厘清责任义务,也谈家常。当时,梁波称正值做活动,可以用40万元的价格为李文妹在柬埔寨做“包成功套餐”——合同上写两年内一定抱到健康的孩子,不然退全款。当时某些国内代Y“包成功套餐”的价格在70万上下。

当天李文妹夫妇和梁波签约,交了10万元定金。合同是君子协议,没有公章,双方亮出各自的身份证、手机号。李文妹觉得,足够了。

在李文妹夫妇面前,梁涛向父亲发起牢骚,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,挣不了钱。神父当即用重庆话骂他,“他们家都要散掉了,能帮她一把就帮他一把”。而后,神父嘱咐儿子,“她这个家快散了,要找一个好代妈去做”。“我们都听见了”,李文妹说。

李文妹本已决心和丈夫离婚。“我不能让他绝后”。代Y是最后的机会。

接触这些家庭,让刚入行的梁涛切身感到父亲“像神父一样给他们精神力量,对一些家庭确实是一种拯救”。

神父掏出手机,售价上万的华为保时捷设计款,翻出一个妈妈的微信,“有一个成功的案例,天天在朋友圈晒幸福,还给我发各种小孩的照片”,神父点开一段语音,一个中年女声说,“不是晒幸福是真的很感激。梁哥,你是我们的恩人!”

神父讲述了这个女人的故事:

这对夫妻在江西景德镇生活,结婚17年,感情稳定但没有孩子。女人的婆婆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坚决,“40岁还没孩子一定要离婚”。丈夫是个孝子,私底下和母亲找的一个年轻姑娘发生关系,怀上了孩子。2016年,家庭处于溃散的边缘。女人找到了神父。

丈夫在私底下把隐情向神父全盘托出,问他,“你觉得这个姑娘和老婆哪个强一点?”神父说,“原配夫妻感情一定是最深的”。丈夫吐起苦水,他觉得没有小孩也可以,但父母不容易,从农村供他上大学,在景德镇买房子成家也全是父母的钱。“我父母有错吗?父母不会害儿子。”

神父亲自去了一趟景德镇,在饭桌上见了这一大家子。在他的劝说下,婆婆半信半疑,“老梁你要知道,我们家是三代单传。”神父答,“你放心,一定让你抱上宝宝,2017年要是抱不了宝宝就扇我两巴掌”。公公随即表态,“那我们就听梁老师的!”

神父说,他们花40万在柬埔寨做的代Y,当年就抱上了宝宝。说到这里神父笑了。

“而那个怀孕的女孩,也是一个受害者,婆婆骗她说‘孩子生出来上不了户口,先打了,下一个再生’”。女孩两个月时打了胎,收了5万元补偿,从此和这个家庭再无瓜葛。

今年,神父在景德镇出差,这家人招待了他两天。老两口带着小孩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春节时,神父的会客室的桌子上多出一对景德镇的陶瓷摆盘——花鸟富贵图。“值钱的哟”,神父笑笑说。

(梁波与来自景德镇的礼物)

这样的故事神父可以讲出很多。一个39岁的湖南儿媳,因为不育,婆婆、公公、丈夫的姐姐都打她,姐姐扇她一耳光说,“你不下蛋,在家里还歪(横)得起?”神父帮他们生了一个男孩,在医院七楼,夫妻俩抱头痛哭。随后媳妇跪在地上,双手合十,对神父说,“谢谢,谢谢……”泣不成声。婆婆一把抱住护士,把人家脖子都抱酸了,最后她向神父悔过,“以前是我们的错”。

“谢谢”已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。神父说,有人临别时往他车里丢了5万元的红包。也有送几万美金的。一个500强的老总做成后送来40万现金,堆在办公室里,很多员工拍照。有人想请神父去香港旅游。有人在朋友圈看到神父说自己腰痛,特地从香港飞到武汉给他送药。

“每年八月十五,月饼我要收几百盒!”

神父这名字是怎么来的,梁波说他也不知道,“我第一次听到是一个人来找我说,‘你是不是代Y神父?’我一头雾水,他说,‘我有照片,看看是不是你’。”有人见了神父双手合十,念“阿弥陀佛”。还有人叫他老代、代老师、代总。梁波哭笑不得。

但同行觉得,那是自我标榜,市场行为。

不管怎样,“代Y神父”成了招牌,出现在锦旗上,公司网站上,还有客户的耳语之间。

在梁波口中,来找他的人,多已穷途末路,“有的在公立大医院做了几次试管,最多的有九次试管都没成功的。”也有在别的中介做了多次代Y失败的。

那个送来40万现金的中年老总,在神父的讲述中,做过四次试管,也去美国做了一次代Y,都没有成功,他在神父这里买了128万的VIP套餐,“给他一次抱了两个儿子,他说‘你这个神父不是叫出来的,是真神父!’”

但这些都无法找到当事人印证。

神父以亲和著称,但也不乏威严。他有自己的原则。有的客户要求当年抱到宝宝,神父算了算排队的人和代妈的供给,跟她说,“你今年肯定抱不了宝宝”。有的人信奉良辰吉日,“尤其广东福建浙江,要求特别多”。他一律拒绝了,“我劝他们,自然的是最好的”。

“说是客人,他们其实是病人。你来这里是来看病。还是得听我们的。”梁波大专时读的是中医。

讲价也不可能,神父说,“要是讲价,合同就请他拿出去”。

神父相信自己在客户中的权威。“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。”一个叫邓邓的客户问他,“找中国的代妈好,还是找泰国的代妈好?”神父说,“中国的好,少一点风险”,她信了,多掏了几万块钱找中国代妈。

李文妹也全心全意地相信神父,“一丝一毫都没有怀疑过。”

她的女儿8个月了。李文妹说,她永远尊敬神父。“没有一点虚假的,确实是神父,赐予很多家庭温暖……给了医院不能给的……”

“幸福和爱”,42岁的李文妹说。

(梁波的朋友圈截图。受访者供图)

生意

神父每年目击数百个婴儿的降生。分娩这天,代妈、中介、客户一同聚在孩子周围。透过表面的悲喜,神父看到他们心里各自的打算——钱。

孩子出生时刻,是双方约定的交付尾款的时刻——一手给孩子,一手给钱。神父和他的下属需要尽快分辨出那些想拖欠、克扣尾款的客户,寻找对策。

梁波皱起眉,讲了一个8年前的故事。2010年,一个江苏客户做完代Y,还差6万元尾款。女人和丈夫把孩子“偷走了”,销声匿迹。梁波通过身份证上的信息,和两个手下找到她家里。“那个女人比较聪明,当着我的面把保姆骂了一圈,说是保姆抱回来的。最后把钱给了”。

那些用子宫孕育了孩子的代妈,在梁波眼里,也不过是利益驱动,“我这么多年就没有见到一个代妈对孩子有感情的”,他脸上的沟壑皱到一起,“都是为了生活而来”。

湖南娄底的一个代妈,孩子出生后,在梁波面前她抱着宝宝不肯松手,说“舍不得你呀”。“结果客户红包给他一加,5000块钱,她就松手了,最后孩子连摸都不摸一下”。梁波轻叹一口。

从此他劝客户不要见代妈,不许客户给代妈红包、给她们留电话。他跟客户讲述一个判例。杭州上城区一个代妈因剖腹产留下后遗症,把客户告上法庭,最后法庭以人身伤害为由判客户赔一百多万。他没有告诉客户的是,曾经有代妈接触客户后,消失单干,这一单的利润也随之被带走。甚至有代妈也做起了中介生意。

而无论中介、客户还是代妈,健康的孩子作为生育的目的和成果,是那张生意谈判桌前的心之所系。

即使是李文妹,在决定去武汉前,通过家人的关系,把梁波的身份、记录,都查了一遍。确认他在当地有房子、没有犯罪记录。

签合同时,李文妹心细,加了一句,“孩子出问题保胎算谁的?”梁波说,算你们的。李文妹变得强硬起来,“不行,代母都是你们管的,不公平”。梁波说,“好吧好吧”。最后合同加了一条上去,保胎费用由梁波一方承担。

李文妹说,毕竟网上认识的,怕上当受骗,“开玩笑了,这么多钱,不是打飘飘!”她补充说,“最后要做DNA验证,孩子有什么问题肯定也是他们的责任”。

幸而一切顺利。但据2017年统计,在中国,每100个新生儿中有7个是早产儿,早产是婴儿死亡的首因。早产儿脑瘫、慢性肺部疾病、视觉和听觉缺陷的比例也明显更高。

吕进峰是目前有媒体资料记录最早的代Y中介。虽然比梁波小一轮,却是代Y界的元老。他会客时喜欢两手扶椅,翘着二郎腿,自称“代Y之父”,与神父遥相呼应。

在他的经验中,大概有10%的客户会碰上早产,一年几百例。“有双胞胎早产,放两个月,就要花五六十万。像这种的,大概一年二三十个”。因为吕进峰只做“包成功套餐”,风险需由他承担,碰上这样的,他只能赔钱了事。

王晓雯和梁涛签约操作的代Y中碰上了。她的孩子30周早产,情况危急。如今仍在医院的ICU病房抢救。

由于梁涛将合同私自外包,王晓雯在代妈生产后看到报告,还有胎盘检查报告才得知,代妈的产检漏掉许多,还在孕期生病,导致严重的宫内感染。梁涛向王晓雯承认了外包行为,但他认为主要责任在第三方,目前与王晓雯协商赔偿事宜。

由于双方签的不是“包成功套餐”,合同上写,遇到类似情况,责任“协商处理”。合同上盖了神州中泰(武汉)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。这家公司的法人是梁波。但梁波没有出面,一切事宜交由儿子打点。

吕进峰说,不是包成功套餐,按业内规矩,不应是中介承担风险,“利润很薄,赚你几万怎么承担几十万的风险?”但由于梁涛将合同私自外包,这里面的责任更难厘清。

吕进峰坦言,类似的套餐他已于三年前停了。“现在40万上下的套餐,基本都是这种”。“签合同说是客户的责任,到最后客户也不想承担责任,扯皮的都是这种套餐,没意义”。

梁波说,他碰到过的,有怀孕三四个月发现孩子有问题,最后引产的。“幸亏他没有包成功,不然要亏几十万”。

有的孩子出生,作为理性权衡的结果,父母狠心不要了。

吕进峰碰到过一例,孩子出生只有4斤,“客户发神经,不要了。怕孩子以后长大有风险,非要重新做。”吕进峰按过往经验判断这个孩子没有问题,请保姆养了三个月。最后客户过来给孩子检查完没毛病,交了20万尾款,把孩子领走了。

也有因为各种原因,被遗弃的健康孩子。“有的双规了,家里(公司)倒闭了,跟小三生了孩子,得癌症的,各种各样”。

一对40多岁的夫妻,代母怀孕4个月,丈夫却得了癌症。这对夫妻家境普通,代Y的孩子又是借卵生的,并无妻子的基因,他们和吕进峰沟通了七八次,在怀孕7个月的时候,痛哭流涕地决定放弃。吕进峰把孩子送给了一户南京的教师家庭。那是他们曾经的意向客户,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代Y,一直在观望。

南京的一家人原满心顾虑,怕孩子有问题。检查确认健康后,一大家子人跑来抱孩子,“天上掉了个馅饼一样”。他们想办法给孩子落了户,如今孩子已4岁多了。“他的亲父可能已经没了,他们也没再来问过孩子的下落”。

但在客户圈子里,这种故事有了另一个版本——中介会把客户不要的小孩卖了,据说有一个卖了10万元。

梁波说,他没有碰见过这类事。只有在医生建议下,中介和客户一致同意放弃孩子的。例如一个唐山客户杨女士,孩子6个月早产,医生说,孩子面临慢性病风险,可能会是一生的负担。她决定放弃,已经交了的30万,梁波说退了她18万,剩下的给了代妈。

吕进峰所见的,被放弃治疗的小婴儿最终多由医院“自行处理”。

这些孩子被放在不恒温箱里。“一般熬不过三天”。没有葬礼,没有家人探望。

(2013年3月26日,位于深圳南山海月路的一个非法代Y中介被卫监部门查处,现场5名女子中有一位已有身孕。 )

崛起

在梁波还没有成为“神父”的那些年,他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。中国人对生育的执着,让他成为客户的“神父”,也成为家族和公司的大家长。

私底下,神父的员工更喜欢喊他梁叔。梁叔跟他们一起去KTV唱歌,喜欢唱“正能量歌曲”,歌词里满是拼搏闯荡、家国天下。

7月一个周六的夜晚,他在KTV里站着,一身黑色便装,大肚便便随着节奏微微摇摆。梁叔的声音中气十足,但会跑点儿调。

“好男儿闯就闯出个名堂,好男儿干就干出个模样,好男儿咱要对起爹和娘,好男儿咱要为国成栋梁……”

歌词正是梁波前半生的写照。

梁波生于四川南充市一个村庄,父亲是村干部。1992年前,他在医院上班,同时在南充医专函授学中医。“工资就四十块钱,后来我想不行,这样就只能娶个农村老婆。”梁波辗转重庆,在报社卖过广告,开过诊所和网吧,卖过bb机。在1990年代的下海热潮中,他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。

梁波手机里还存着一张当年的照片,他身材精瘦,一手拿着大哥大,戴墨镜站在天安门前留念。

时间转至2004年,梁波发现了代Y这一商机。最开始,梁波带一两个手下做中介服务,每单收几万元佣金。“有时候两三点,客户喝醉了给我打电话,我还要笑脸陪着回答。没那么好挣钱。”最开始一年不过二三十个客户,到后来“一发不可收拾”。

2006年,梁波在泰国曼谷开了一家公司,“神州中泰代Y咨询集团公司”。直到2016年,梁波及其儿子在内地分别注册了神州中泰(武汉)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,和成都神州孕育科技有限公司。

梁波说,2009年前,他们主要在国内三甲医院做代Y流程中的试管婴儿,“当时还不太严,就找代妈以客户的名字去医院做试管”,2011年后,这条路基本走不通了,做试管需要按指纹验身份。此后梁波的主战场转向国外。员工也慢慢从几十人上升至百余人。

那时生育政策尚未松动。2009年,吕进峰在广州三个怀孕6个月的代妈因为计生走访被发现代Y,被带走实施强制引产。

梁波对国内代Y市场讳莫如深。根据原卫生部的规章,与代Y中介合作的国内医疗机构,或中介私设的实验室都是卫生部门打击的对象。没有中介愿意坦诚在国内的医疗资源。

无论梁波还是梁涛,都坚称公司从来不做国内代Y。梁涛说,从今年起,公司所有的业务都转移到代Y合法地区,如美国、乌克兰,连东南亚也不做了。这一点被一位客户否认,她知道好多孩子就是在国内代Y出生的。

吕进峰说,国外合法地区的代Y很难做,市场太小。至今,他的业务有七成在国内操作。

另一家代Y中介的老板吴峰很看不起这些出身草莽、做国内生意的中介公司。“说难听点,有的中介本身学历不高,偶然做了一单赚到钱了,就把七大姑八大姨拉来一起做,家族产业。这个行业确实很赚钱。”

家族产业在代Y市场里并不少见。

梁波的老婆、儿子都进入了代Y行业。他也把家族里的人都带进这门生意。三哥的儿子,老婆的妹妹……“可以说家里面除了去当官的,都来做代Y了”,“开公司的就有七个”。独立开公司的侄子,已有房有车。

中国家庭的生育渴望滋养了这个家族。

吕进峰亦是如此。他的表兄弟与他如影随形,可以帮扶的亲戚都被他带进了行业。他宣称,“可以说现在这个行业里99%都是我们的徒子徒孙”。在他印象里,梁波做代Y也是蒙了他的荫蔽——梁波是他六七年前一个副站长的老公的叔叔。从那时起,他才听说梁波。

吕进峰和梁波互相存了微信,曾经也一起喝酒唱歌,但已有三年没见面了。

这三四年里,代Y行业迅速发展,形成了分工细致的产业链。同时,梁波的儿子梁涛出道。他在企业中担任总经理的职位。经梁波一手培养,开始管理起家族企业。他拉了几个同学入伙,想从生殖切入,做更全面的海外医疗服务。

梁涛比梁波高大,体型敦实,模样忠厚。他与客户打交道的方式传承了梁波的衣钵,但是,还年轻了点。近期几起代Y纠纷都与他有关。

52岁的梁波逐渐退到幕后。他维护着医生、媒体的关系,参加学术会议,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儿子。

曾经最看重的签字,也放下了。官网上那行红色小字不知何时消失不见。有的客户说,“他自己几乎不怎么签合同的。公司管理差容易出问题,都是业务员签合同挡箭牌的”。

但这些不妨碍他成为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物。他有一儿一女,小女儿才上中学。女儿名字寓意是“美好的家庭”,此后家族里新生儿取名字,都喜欢用那个寓意美好的字。好几个后辈的名字还是特地请梁波取的。

最近,梁波在老家盖房子,中西结合,门前立了一排希腊式石柱,据说有一个能停一百辆车的停车场。他还出了40万元,侄子拿了10万元,一起在当地合修了一个梁氏祠堂。此前他花了50万修路,从家里一直到他的祖坟,这样一来可以开车过去祭拜。这里会是他的养老之地。

神父也想退休了。

(2017年2月,《人民日报》关于二孩政策实施一年的追踪报道。图片来源网络)

滑铁卢

2017年,一个贵州女人让神父梁波的头很疼。

一年前,32岁的林菡急于生一个孩子来挽回丈夫。婚后林菡被查出先天子宫发育不良,怀孕几率很低,在多地求医无果。几年后,丈夫有了小三。她心急之下开始考虑代Y。这时梁波的员工在群里找上她。

2015年印度、泰国相继打击代Y,代Y者大量转往柬埔寨。就在林菡抵达柬埔寨的第二天,2016年10月24日,柬埔寨政府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代Y的禁令。林菡说她当时并不知情。

到柬埔寨后,梁波的员工接待她去金边一家中国人投资的生殖医院,里面请的都是国内的妇产科专家。接诊林菡的女医生劝她先促排卵,不行再找代Y。林菡在肚子上打了4天针,第五天,医生说,她的卵巢不好促排不理想。

回想起来,林菡觉得,女医生是托。

2016年11月1日,林菡和梁涛在柬埔寨签了合同,45万,两年之内包孩子健康出生。签完合同后,她说才得知柬埔寨禁止了代Y。梁涛安慰她,“医院都能做”,另外法案还没有实施。

代妈预产期前一个月,林菡到了柬埔寨。那段时间林菡和中介的矛盾开始萌芽。林菡称,代妈私底下向她哭诉,只有客人在的时候才有水果吃。林菡怀疑中介失职,带代妈去医院检查,医生建议代妈每天吸氧治疗。而中介认为太折腾,不同意。临近分娩,林菡对中介指定的医院不满,认为条件太差。

孩子于7月26日凌晨出生,4天后,双方矛盾爆发。林菡称,中介把孩子给她,并催要10万元尾款,她坚持先做亲子鉴定、健康评估、回国手续,再付尾款。而梁涛则说,可能是此前的矛盾让林菡不想付款,她和妈妈以跳楼威胁,抱走小孩。当时孩子有黄疸,按理应该等“黄疸治好,尾款给了再接走。”而林菡说,直到她接走孩子,去别的医院检查,才发现黄疸。

之后,林菡说,她和丈夫回国时,正值打击代Y,在机场移民局,所有带新生儿出境的父母都被检查。移民局调取监控发现林菡入境时没有怀孕,证件被扣留,怀疑他们贩卖人口。夫妻二人在柬埔寨滞留了两三个月。2017年10月9日,在收到法院传票后,林菡称,她和丈夫花了两万多美金,找当地的蛇头偷渡回国。他们辗转各种交通工具,经越南到达中越边境。

林菡带孩子回了老家,几天后,孩子在妇幼保健院检查出患有发育障碍,“患儿头部MRI结果示1、轻度脑萎缩样表现……”她带孩子做了遗传筛查,排除了这方面的因素。

自此双方撕破脸皮,在微信和电话里情绪激动。截图显示,梁涛认为林菡说话难听,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。

理论无果,又无法对簿公堂,林菡于2017年底把这件事捅上媒体,舆论热度绵延半年多,特别是新闻中林菡转述的那句“把孩子退回来,我们再免费给你做一个”。

梁波第一次见《后窗》时,抽着烟在会客室里来回踱步,主动讲起了这件事。

首先,他撇清了责任,称合同是侄子和林菡签的。其次,他说,林菡每次都是自己亲自带着孕妈去当地医院产检,如果是怀孕期间造成的问题,是医院的责任。另外,林菡的代Y“是两个孩子(儿子和侄子)做的,没有用我们的合同,是在泰国的时候草草写了一个协议。”

“我亲自经手的,十多年来,没有一例不健康的”,梁波笃定地说。

他皱起眉,“我后来听说,林菡就是为了10万块钱的尾款,她不交去偷渡,后来我们多方打听,她这个人神经上有些问题,当时和丈夫有矛盾,小三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”。他转述专家的话说,脑萎缩有可能是黄疸没有及时治疗,加上偷渡环境恶劣导致的。“当时我们都给他办好了回国手续,她办假的旅游证,在机场被抓到了,还在全境通缉了”,一旁的助理补充道。

但林菡称,中介无法帮助她们回国,她和丈夫拿着宝宝出生证在外交部盖章,再去大使馆办了旅行证。可几个月后,李文妹和孩子顺利从柬埔寨回国了。

梁波不经意间透露,这件事闹得沸腾的时候,他感到很灰心。但他对来访者说,“别人可以对我不好,我要对别人好”。他在微信群里教育林菡:“小林,做人心要善。”

这场风波是神父第一次在舆论中处于如此被动的境地。他可以花钱请来记者采访、可以安抚他的信众、可以“两年包生儿子”,但现在一切都失控了。

回国后林菡和丈夫离婚,独自抚养孩子。最近,孩子刚从消化科出院四天,又因为肺炎住了院。她心力交瘁。

林菡出事后被踢出了中介建立的群,但王晓雯还是找到了她,并和其他几个孩子早产的妈妈集结起来,商议维权的事情。

时不时地,群里会爆发一阵对神父领导的代Y公司的不满。

“年轻人天天睡觉玩游戏,老人管代妈就按自己经验农村习俗。”

“我们出事后,XX管理提高了不少;代妈都去查了宫颈长度;双胎代妈配备了吸氧机,之前从来没有。”

“这样的管理根本都不应该让怀双胎,单胎都靠碰运气,更别说双胎了。”

这些隐匿的声音揭示出神父和他的代Y帝国另一重面目。他自称有全世界生殖专家的群,能够让客户需求和有对应专长的医生匹配,以此提高成功率——单次移植成功率达85%。

但《后窗》询问多个从业者,均表示,这不可能。“除非他是在天上做,我们是在地上做”,某位中介说,“85%,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没这么高的。”

吕进峰表示,他们的单次移植成功率在70%左右,全中国医院试管婴儿单次成功率平均30%多,包括一些大医院也不过如此。

另外,也有同行质疑神父一年操作的代Y数量。“我的经验,直接管理两三百个代妈是上限了,只需要二三十人的团队,再往上发展会非常累”。“他像个老人家,咋咋呼呼的,爱吹牛。我们就笑笑。大家都知道他爱吹牛。”

面对质疑,神父镇定回应,他手下管理的代妈有四五百人是在东南亚当地的,另外国内也有外包管理的,“有适当的奖惩举报机制,管理不难”。

梁涛则说,“主要是我们太年轻了没有处理好。”但在幕布后面,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业,纠纷、风险始终不断。

(2014年8月12日,泰国曼谷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日本24岁男子在泰国找人代Y养育9名婴幼儿的案件有了新进展。泰国警方已确认13名代Y母亲的身份,这些女子都是泰国人。泰国警方认为,日本男子通过代Y一共获得13名婴幼儿。图片CFP)

从神父到所长

国家全面推行二孩政策的第二年,2016年底,梁波花钱办了两届“代Y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”高峰论坛,请各地的专家坐到一起讨论代Y能否合法化。2017年4月,他在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西南中心谋到一个机会,成立了“代Y与道德法律研究所”,梁波任所长。他的设想是通过收集国外政策信息,完成调研报告,形成立法执法建议。

一年过去,研究所的唯一成果是一份比较各国代Y政策的简短报告。

梁波信心十足,他感到国家鼓励生育的态度越来越强烈,中国最需要孩子的时代,必然是代Y产业最好的时代。

但同行向他浇了冷水。

监管者的态度甚至有趋严的态势。吴峰说,他曾看到官方文件中,打击代Y是标红的,意味着要着重处理。他预判代Y政策之后是会缩紧的,即使是局部合法化,三五年也不可能。

在江浙一带从事代Y13年的刘保君认为,“合法化不在(中介)这些人的能力内。”代Y合法化会在很多立法问题解决之后。“首先是生育放开,然后捐精捐卵的问题解决,最后才有可能涉及代Y。”

有同行私下说,梁波当所长“100%是形象塑造”,“合法化后就没有他的生意了。他在讲别人爱听的事情。”

确实,依照吴峰的说法,合法化后,受益最大的或许还是“国家队”。据他了解,目前代Y行业的巨头其实是隐匿在民营医院里的衍生产业。“最牛的是一个莆田系的,他们开医院,天然有客源。前几年几乎垄断行业。湖北省一年大概有2万个代Y客户,那个老大估计就有一个省那么多的量。”可想而知,代Y合法化后,生殖专长的公立医院都不会放走这个生意,而他们的病人数量是天然优势。

内忧外患夹击,神父仍透着自信。他相信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,孩子会是中国家庭、社会的重心所系。他的品牌也不会被轻易撼动。

“一个文学博士跟我说,传宗接代是传统文化,虽然现在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,但这一部分还是作为中国文化,世俗道德保留下来。”梁波说,“做代Y的,很多都是在家庭危机的时候,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来挽回这个危机。”这种危机对30多岁的夫妻而言,多来自父母。

但在梁波的观察中,孩子出生了,很多危机也没能挽回。

看尽了中国家庭因孩子而生的痛苦,吕进峰说自己“佛系了”,他现在相信,“人生很多东西是概率问题”。“我现在就追求家庭和谐,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家里带孩子,也觉得挺开心……情感生活是最重要的,孩子是最真实的存在。”

他觉得孩子还是越多越好。

梁波更倾向于把生孩子这件事上升到社会责任。他遇到过一对北漂夫妻,因为拒绝生养孩子,被他们两边的父母一起带到他面前,请他想办法。这一家子是山西平遥人,父母住在农村,夫妻俩北大毕业,两人年薪加起来近百万。

梁波给他们讲起道理。“生孩子一方面是为了传宗接代,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社会做贡献。后半生不是国家的负担。”他举了个例子,“中国这么多国有企业倒闭怎么回事?”对方说,“因为贪污?”梁波说,“你错!”“是以前那一代没有养老保险,退休的都是厂子养,2、3万人生产要付7、8万人工资。那么大厂子拖垮了。”对方觉得有道理。

但最终,这对夫妻因为父母答应由他们出钱、照顾孩子,才答应代Y。

梁波认为,个人、家庭意愿要屈服于大环境。“如果不生孩子,一对不起社会,二对不起父母,三对不起自己。” 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,国家会出台“一夫一妻必须要生育”的法律。“中国老龄化相当严重。将来不是想不生就不生。”

到那一天,神父梦想中那个清白而济世的代Y行业或许才能真正存在。而现在,他只是数着还有几年能退休,心生倦怠时,神父考虑放弃送子生意,转而投资绿色农业。

田里的瓜果像初生的婴儿让人欢喜,但更纯粹可控。他说,他真的心动过。

标签: 代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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